2024年1月31日,公司披露《2023年度业绩预告》称,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亏损6,000万元至亏损7,500万元,未披露预计营业收入和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以下简称扣除后营业收入)。2024年3月19日,公司披露《关于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称,预计2023年度扣除后营业收入约为9,400万元至9,800万元,净利润为亏损6,000万元至亏损7,500万元,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在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4年4月20日,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显示安全炒股配资门户,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为23,460.15万元,扣除后营业收入为9,537.56万元,净利润为亏损7,474.83万元。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3.1条、第9.3.3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2024年4月23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未在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
春秋五大战争，三次都发生在晋楚两国之间，此外，晋齐两国之所以会发生鞌之战，一大原因也是因为晋国担心齐国会和楚国联合。所以说，春秋中期的主旋律，是晋楚争霸。
和春秋初年各小国间随便就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打上一场不同，晋楚间的大国竞争高手过招，反而表现得很克制。从城濮之战到向戌弭兵，中间差不多九十年，真正的大仗，也就打了这三回。
这是因为，两大国之间的距离足够远，彼此争的是势力范围，而不大可能直接威胁到对方本土。所以起码的安全感还是有的，不像晋国和秦国，或者后来的楚国和吴国，有个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对方巨大疑虑。
当然大国手里的资源多，可打的牌也多，直接正面对决，基本是最后选项了。
卫星国的妙用
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8年），晋国除了崤之战把秦军包了饺子之外，还差点和楚国再打一场大仗。
晋文公一死，心思活泛起来的不是秦穆公一个。南方的许国，竟然投靠了楚国。
如果说，这时晋、楚是一流大国，齐、秦是准一流大国，那么郑、宋、鲁等国可以算二流中的强国，许国则连三四流都不知道是否够得上。
但无论如何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本来几乎所有重要国家都奉晋国为霸主，处于晋国主导的同盟内。现在有人反水，要是置之不理引起连锁反应，那问题就相当严重。
于是“晋、陈、郑伐许”。割鸡焉用牛刀，晋国未必出动了多少兵力，郑国和许国是世仇，郑穆公是晋国扶上君位的，晋国刚刚灭掉了企图偷袭郑国的秦军，体现了大哥对小弟的关爱，郑国当然也给大哥好好表现，所以这次伐许，郑国应该是主力。
所以接下来楚国的反应，也是针对郑国。“楚令尹子上侵陈、蔡。陈、蔡成，遂伐郑”。楚国手里囤着一个郑国的流亡公子，把这位公子送回去取代郑穆公，也不算出师无名。但楚国不是直接攻郑，先打服了陈、蔡两个更接近南方的三流国家，然后北上。
郑国表现出色，居然顶住了攻势，还捡漏把那位流亡公子杀掉了。看这个结果，打郑国，楚军也未必出动了主力，事情主要还是交给两个刚收服（应该是收回，毕竟这两个国家大多数时候都是追随楚国）的小弟去干的。
对郑国这样忠勇的盟友，晋国当然要有所表示，晋军终于出动了，攻击目标是蔡国。
蔡国是楚国的门户，当年齐桓公伐楚，就以打蔡国为第一步。所以楚国不能坐视不理：
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泜而军。
两军隔河对峙，前面这一系列小弟乱战之后，晋楚两大国，终于到了战争的边缘。
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迟速唯命，不然纾我。老师费财，亦无益也。”乃驾以待。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
然而这时双方都表现出高度的谨慎和鸡贼。
晋军统帅阳处父写信给楚军统帅子上：“我听说：‘有教养的人能接受有道理的话，有勇气的人能够和敌人正面杠。’你如果打算开战，那么我军后退三十里，把河边空出来，再留给你足够的时间，给你摆好阵势；不然的话你让我过河，也用这个态度对我。老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
子上就准备过河，但有人提醒他，晋国人最不讲信用了，咱们面对的可不是宋襄公，过河过了一半他来个突击，那可就惨了。——说这话的人叫太孙伯，是城濮之战时楚军统帅子玉的儿子。这时距离城濮之战（前633年）也不过五年，对晋国人善于玩阴的，他应该记忆犹新。
于是子上决定，还是自己后退三十里。
然而，发现楚军后退之后，阳处父的反应不是过河，而是欢呼。他宣布：“楚国人已经逃走了！”然后就带着晋军，以胜利之师的姿态回家了。
晋国人自己评价阳处父，发明了一个成语，“华而不实”，这也是一个好例证。
楚国人很没趣，然而不敢追击，也只好回家了。
这事实际上为后来的两国相争定了个基调：或者利用自己的小弟给对方找别扭，或者欺负对方的小弟让对方没面子。真要正面对决，还是尽可能回避，场面上能做到单方面宣布胜利，就算很圆满的结果了。
卫星国争夺战
小弟有如此妙用，身为大国，当然要多收小弟。
然而，小弟也不是越多越好，尤其是小弟要是距离自己太远，带来的麻烦就远远多于好处。
当初齐桓公伐楚，先收服江国和黄国作为攻楚桥头堡。但是伐楚回去后，江、黄就处于楚国威胁之下，齐国却没有能力为保护它们再组织一次远征，这两国最终都为楚国所灭。
收了小弟而包庇不了，无论如何很折霸主的面子。
齐桓公死后，楚国的势力急剧扩张，甚至让北方的曹国、卫国都屈服了自己。这时晋国出兵曹、卫，就把楚国置于很尴尬的位置：救，还是不救？
楚将子玉一咬牙，还是要救，于是城濮一战，就被晋国打得大败。
经过早期争霸战争的试探摸索，北方和南方的大国，都慢慢清楚了自己实力的极限。北方不能过分逼近长江，南方不能过分逼近黄河，偶尔过去耀武扬威刷下存在感是可以的，追求长期控制，多半就会自取其辱。
晋楚两国的势力界线制图：王晓阳
晋国和楚国都意识到，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大约是郑国和宋国一带，所以双方时常在这里胶着。这两国尤其是郑国的归属，也就成了两强角力的焦点。
郑国的地理形势，是《孙子兵法》中所谓的“衢地”，四通八达，兵家必争：从这里向南，可以进逼楚国的方城要塞；从这里往北，过黄河就是晋国。向西，可以去洛阳朝觐周天子，从而祭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旗（不过春秋中期以后，这招渐渐不太管用了）；往东，则可以横扫中原诸夏。所谓“中国得郑则可以拒楚，楚国得郑则可以窥中国”。
晋楚三场大战，除了城濮之战楚国傻大胆冲到卫国去了之外，另两场都是在郑国的地界上打的：邲之战，邲在今天的河南荥阳东北，是郑国的北境；鄢陵之战，鄢陵是今河南鄢陵西北，在郑国南部。
晋楚争霸制图：王晓阳
据《左传》描写，两次大战爆发之前，两国高层内部都有很强烈的反战的声音，但最终总是因为一两个小细节没处理好，擦枪走火。这也是晋、楚两国在郑国对峙时的心态和在卫国、蔡国不同，都觉得不能再让了：只有郑国站在自己一边，身前才算有个屏障；反过来，郑国和谁站在一边，另一方就会觉得自己的要害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
这是大国之间难免的安全感悖论，一方想提升自己的安全感时，另一方就会加剧不安，所以战争就往往不可避免。
兴灭国，继绝世
后世在中国的土地上，若出现一个地方上的割据政权，大家都觉得把它灭掉才是自然合理的，因为追求统一是最大的正义。但春秋时代，人们的心态还很不同。
儒家经典里鼓吹“兴灭国，继绝世”，已经被灭掉国家让它复活，已经断绝的世系给它续上，被当作大功德。虽然这是理想化过的情怀，但现实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例子的。至少到春秋中期，还有一种反对把人家国家灭掉的观念，经历过春秋初的乱战还能活下来的诸夏国家，再要亡国的风险，暂时就不是那么大了。
鲁宣公十年（公元前599年），陈国发生了著名的夏姬之乱，大夫夏征舒谋杀了国君陈灵公。
陈国在郑国的东南，大多数时候被楚国控制，但晋国势力极盛时，也有能力打陈国的主意。当时陈国的太子，就在晋国。
当时楚国的国君，正是雄才大略的楚庄王，他显然意识到，这是个加强自己对陈国控制的好机会。
鲁宣公十一年（前598年）冬天，楚国伐陈，楚庄王宣称是“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这都是春秋时代比较好面子讲规矩的地方：第一，攻打别国，要找理由，不能说打就打，类似“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的论调，这个时代是没有说服力的；第二，楚国伐陈，以一己之力搞定那是轻而易举，但还是要以诸侯之师，多国部队的名义行动，这样，就可以把一个大国的私欲，包装成国际社会共同的意志。
很快，楚军控制了陈国，弑君者被在城门口车裂。然后，楚庄王准备“县陈”，就是把陈地变成楚国的一个县。
所谓县，就是悬，也就是由楚王直接控制的遥远的边境地区。这个构想如果落实，陈国就此灭亡。
但楚国的贤臣申叔时向楚庄王提出了劝谏，他打了一个比方：
“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
有人牵着牛走到别人的田里，结果受害者就把牛给抢走了。踩别人的田确实有错，但因此把牛抢走，难道就不过分了吗？
于是申叔时说：诸侯跟您来，是讨伐陈国的叛逆的，现在你贪图陈国的富有，就把人家吞并了，恐怕不可以吧？
于是楚庄王便放弃了设县计划，让陈国人从晋国迎回太子，重新建国。
其实，楚庄王一开始想县陈，也未必只是贪图陈国之富，而是不愿意一个家门口的国家，却落入亲晋的国君手里。但仔细掂量之后，还是觉得吞并一个国家要付出的道义成本，来得更大。
据说，孔子读史至此，曾经喟然赞叹说，楚庄王真是贤明，“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又说，“非申叔时之忠，弗能建其义；非楚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也。”其实人的因素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时代：春秋时晋楚对峙，齐秦的实力，相去也仅一间而已，譬如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谁也无法取得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下中小国家的人心向背，会影响到大国能否取得霸主地位。战国时代，尤其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独强，而小国的数量愈少，国力愈弱，就算有“天下不直秦”的国际舆论，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约束力了。
春秋与战国的差别
简单说，春秋与战国，有隐性的丛林社会和赤裸裸的丛林社会的区别。同样是大国吃小国的血肉，春秋相对比较文雅，算得上钟鸣鼎食；战国则近乎茹毛饮血。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不过是春秋时代比较多贵族的虚伪。但吃人者要花精力和心思保持吃相不难看，对弱小者来说，就是多了一点逃生的时间和空间。所谓“文明”（日常含义，不是考古上说的文明），常常也不过就在于留不留这一点点余地而已。
楚国为了争霸主，经常把别国打到灭亡的边缘，在最后关头给人留一条活路，以示恩威并举。
晋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段通常还要更加柔和一点，——当然，有这个印象，也可能是因为《左传》的作者比较偏袒晋国，所以晋国对诸夏国家的暴行能不写就不写了。顾栋高梳理晋国疆域扩张的时候，经常写到某地“不知何年属于晋”，显然就是这片土地原来的主人怎么被晋国欺负的内容，被《左传》给吞了。
某些角度看，晋国在当时天下的地位，有点类似美国在今天世界的地位。
美国本是西方文明的边缘，老欧洲素来轻视它粗鄙无文，但国力强盛之后，却俨然是西方文明（有人看来也是唯一的现代文明）的代表和捍卫者。
国家草创的阶段，美国扩张欲望极盛，以区区十三个殖民地，扩张为面积超过九百万平方公里，东西两大洋，南北无强邻的超级大国。当然，这是美洲内部的事，其间牵涉到恃强凌弱的故事，外人印象总是不深。
等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美国以GDP第一的大国之姿走向世界的时候，对抢夺殖民地并不热心，在国际争端中勇于为弱小民族立言，就成了美国最引人瞩目的特点。这是无比成功的大国转型。
晋国本是华夏文明的边缘，中原诸夏素来轻视它粗鄙无文，但国力强盛之后，却俨然是华夏文明（当时很多人看来也是唯一的文明）的代表和捍卫者。
国家草创的阶段，晋国扩张欲望极盛，所谓：
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晋武公）、献（晋献公）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襄公二十九年）
当然，这是太行山以西的事，其间牵涉到恃强凌弱、屠灭种类的故事，华北平原上的列国，同样缺乏感同身受。
等到晋文公时代，晋国越太行，启南阳，挥师东南以争霸天下的时候，晋国就画风大变，与之前判若两国。它要小国尊重自己的霸主地位，要向各国索要贿赂物资，但总的说来，是扮演着诸夏保护者的角色。被别的国家欺负了，找晋国为自己出头，是很多国家很自然的反应。
这就要说到又一个重要之点，就是在盟友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晋国也往往会玩失踪。
楚国兴兵伐宋
对中小国家来说，不至于亡国，显然并不就意味着日子好过。
鲁宣公十四年（公元前595年），楚庄王派大夫申舟出使齐国。
从楚国到齐国，一定要经过宋国。而申舟和宋国是有仇，当年宋国一度和楚修好，宋昭公和楚穆王一起打猎，宋昭公迟到了，申舟就当众鞭打了宋昭公的车夫，这是对宋国的极大羞辱。
现在，虽然宋国国君换成了宋文公，但这件事，宋国人一定不会忘。
更要命的是，楚庄王还特别要求申舟：“无假道于宋。”不许宋国借路。
从人家的国土经过，当然要先跟人家打招呼。这么做，就是刻意在刺激宋国。
申舟对楚庄王说：“郑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死。”郑国人眼神好，最会看风头；宋国人耳朵聋，遇事拎不清。您派去晋国的使者不向郑国借路，这口气郑国人也就忍了；宋国人却一定不会放过我。
楚庄王的回答倒也直接：“杀女，我伐之。”宋国人要是杀你，我就讨伐宋国。
话说到这份上，申舟也明白了，大王就是要用自己这条命，换一个伐宋的借口。于是他把自己的儿子引荐给楚王，这是提醒：一来，我为国家把命都搭上了，您对我儿子可要好好照看；二来，我不能白死，您一定得把宋国打下来，我儿子盯着看呢。
果然，宋国的反应很激烈。宋国执政华元说：“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楚使从我国经过都不打招呼借路，是把我国当作了楚国的一个边邑。沦为边邑，就是国家灭亡，而杀了楚使，就算楚国来讨伐，也无非是灭亡而已。
宋国抱着慷慨赴死的心理，杀了申舟。楚庄王闻讯的反应，霸气得要炸裂：
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
楚庄王挺身站起，大袖飞扬。
古人在屋里不穿鞋，庄王鞋子都不穿就往外走，负责穿鞋的仆役在院子给他把鞋穿上。
管佩剑的仆役反应又慢一些，在宫门之外，才替他把剑佩戴好。
王的车驾，则一直到蒲胥这个地方的市中心，才追赶到位。
庄王如此激动，也不好说是急于为申舟报仇，还是终于有了伐宋的借口而兴奋。
总之，九月，楚军把宋国重重包围。
宋国的反应，当然是向晋国求救。
小国的困局：宋国的戆头
这么多年来，宋国一直是晋国最忠实的追随者，晋国当然有责任救宋。可是就在两年多以前，邲之战晋国刚刚惨败在楚国手里，现在又忙于和秦国作战，所以还真难提起再和楚军大战一场的勇气，所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
这种情况下，晋国的贤臣，对怎样做一个大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
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处理问题时，高调还是认怂，自己心里要能根据具体形势做判断。
鱼缸可以是纯净的，但河流与湖泊就得容纳污垢；盆景可以是小清新的，但山林与薮泽里就一定有病虫害；所以美玉难免有瑕疵，做国君的，被侮辱了有时就得忍。
这就是天道。
“君其待之”，身为大国，下的是一盘很大的棋，这个场子，以后再说。
但晋国显然认为，大国可以逃避战争，小国却必须死扛到底，所以派人对宋国说：“晋国已经出动了全国军队来救你了。”使者走在半路上被郑国人抓住，送交到楚国手里。楚庄王让他跟宋国人说实话，这个使者倒也是条有勇有谋的汉子，假装答应，于是被送到楼车上喊话，但他豁出性命不要，还是按照晋国的指示喊，到底把“晋师悉起，将至矣”这句无耻的谎言送进宋国人的耳朵里。
于是宋国人戆劲上来了，拿出一种守株待兔的精神（大家都知道，这是嘲笑宋国人蠢的一个著名的段子），来等待晋国的援兵。——也不知道该说幸还是不幸，宋国都城城墙坚厚，宋国人守城的能力，当时天下第一。
这一仗打成了春秋时为期最长的一次围城战，前后相持九个月。宋国人被逼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地步。没东西吃了，吃小孩，自己的孩子舍不得吃，那就换，你吃我的，我吃你的。柴禾是早就没有了，就拆解死人骨肉做燃料。
其实城外的楚军也快撑不下去了，楚庄王想撤兵，但是架不住申舟的儿子跪在马前：“我父亲知道必死而不敢不执行王的使命，王却没有说到做到。”只得咬牙在城外盖房子开垦农田，表示打算一直耗下去。
最终，还是楚军后退了三十里，两国签订盟约。这是给宋国极大的面子，表示签的不是城下之盟，两边相对平等。盟约的核心是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咱们谁也别骗谁。
很多论史的人，批评宋国人头脑顽固，楚国不借道，“鄙”你就鄙了，非要杀人家使者，置这口闲气做什么？楚国来讨伐，打不过，认输求和就是，毕竟春秋不是战国，胜利者也不会屠城，签个城下之盟，献上牺牲玉帛，无论如何要好过吃孩子烧死人的惨状。
但一样也有支持宋国的意见。宋国人珍视自己的国格，珍视与晋国盟约，当然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尊严意识和重然诺的精神。即使从利害算计的角度考虑，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番惨痛代价换来的结果，一是楚国从此轻易不敢招惹宋国，二是晋国觉得对宋国有所亏欠，在国际事务处理上往往有所照顾，所以总的说来宋国还是得大于失。
这种争论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妨一提的是，宋国都城在睢水以北，这里也就是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名将张巡死守的睢阳。那次睢阳之战的结果也是没粮食吃了只好吃人，一座睢阳城几乎吃空。这样的悲壮和惨无人道，出现一次震撼人心，但在同一个地方反复上演，就只剩下历史的荒谬和虚妄感了。
小国的困局：郑国的滑头
不识相、认死理的宋国结果如此之惨，那么猴精猴精的郑国，处境是不是能好上一些呢？
前面说过，郑国是晋楚相争的焦点。两强角力八十多年，郑国认晋国是老大和认楚国是老大各是四十多年。可见晋楚两国有多么势均力敌，也可见郑国见风使舵有多么敏捷。
宋国围城战的三年前，即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春天，楚国打郑国，理由照例是郑国归附了晋国。
坚守了十七天，郑国看情势不妙，决定占卜自己的命运。先占卜投降，结果是不吉；又占卜去太庙痛哭一场，然后准备和楚国打巷战，结果是吉。
于是郑城全城痛哭，连城墙上的守军也开始哭。
这哭声楚军都听见了。也许是楚国人讲礼法，觉得人家已经哭了，就要暂时放一放；也许是楚国讲战术，觉得这是哀兵，不好对付，暂时放一放等郑国人这股子气泄了再说；也许是楚国人误会了，以为郑国哭，是准备要投降了……总之，楚军后撤了。
于是郑国乘机修好了城墙。楚军再次发起进攻，这次郑国坚持了三个月，终于被攻克。
郑襄公按照当时投降的规矩，光着上身牵着羊，走到楚庄王面前，说了一番很哀哀切切的话，大意是事已至此，您要把郑国的人口都流放到楚国南部的荒远之地，我认了；您要是把郑国的土地瓜分给诸侯，我也认了；如果您惦记历史上两国的友谊，保留郑国的宗庙社稷，把郑国变成楚国一个县，让我们继续侍奉您，这是您的恩惠，我的心愿，但是并不敢指望。掏心窝子的话我都已经说了，您看着办吧。
这时楚庄王展现出高贵的宽容，给郑国的待遇，比郑襄公自陈不敢指望的那个方案还好，他让郑国复国，退兵三十里，然后签订了同盟条约。
楚庄王这么做，公开的理由是郑襄公“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实际上，楚国连把距离更近、实力更弱的陈国变成县都要仔细斟酌，真把郑国变成县，技术上也有很难克服的困难。
郑国国土面积不小，国家根基深厚，对外国直接统治会有各种抵触，还处于半贵族半官僚体制下的楚国，拿不出一个有足够能力应对这种局面的地方行政班子来。而且，郑是自己的同盟国，晋国人打过来，自己不过是有协同防御的义务；郑是自己的一个县或几个县，晋国人打过来，那就成了守土有责，一点不能退缩，政策上选择的余地，反而会小很多。
晋楚决战
事态发展至此，看来郑国的及时投降，取得了不错的结果。但问题是，这时晋国的救兵到了：
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桓子是其谥号）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勦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
楚国春天就开始伐郑，前后大约一百二十天，到了夏天六月，晋军终于出动了。
这次，晋国倒未必是有意拖延，此前晋军的中军统帅一直是郤缺，此时却突然换成了荀林父，经历这么重要的人事变动，显然内部有些关系难以理顺，行动效率就被拖了下来。
刚到黄河边，探马来报，郑国已经投降了。
于是荀林父一声令下，咱们回家吃饭罢。
这个决定倒也并非不合理。郑国都已经投靠楚国了，也无所谓救郑国了，我还辛辛苦苦赶过去做什么？
关键在荀林父还说了“楚归而动，不后”六个字，等楚军撤了，咱们再出兵去打郑国，也不算晚。
这郑国就是倒霉催的了。
幸好，晋国不都是荀林父这样的老狐狸，还有一帮子想跟楚国一决高下的愣头青，他们自作主张过了黄河。荀林父作为统帅不能把他们置之不理，只好也跟着过了河。
楚庄王的计划，本是“饮马于河而归”。楚国的列祖列宗没到过黄河边，让楚军的马喝一口黄河水，有重大的象征意义。真驻扎在这里和晋军一决胜负，他没这个打算。
对大王的这个想法，楚国的令尹、著名的贤相孙叔敖也很支持，但问题是，楚国也有愣头青，他们高呼：“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我们国君在此，晋国只是派来一群卿大夫而已，这种情况下我们若是回避晋国，置国家于何地？爱国主义的大纛一祭起，楚庄王也不得不开始犹豫。
在晋楚两国的持重派和主战派都在相互扯皮的时候，郑国出来煽风点火，积极促成晋楚决战。郑国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只有晋楚分出胜负，自己才好决定归附于谁。不然，自己认了一国当大哥，另一国就打过来逼自己改换门庭，这么循环下来永远没完。
这一次，这乱世如郑所愿，晋楚最终在邲一战，晋国被打得狼狈逃回黄河北岸，看来郑国暂时可以认定一个大哥了。
晋楚轮流伐郑
然而这也只是几年的消停。晋国很快缓过劲来，两大国又开始轮流伐郑。
在这种夹缝之中，郑国的立场常常转得比风车还快。为了给自己的反复无常解嘲，郑国的大夫好多成了段子狗，警句不断：
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引这句《诗》，是说遇到麻烦，不能等晋国来救你。传说黄河一千年清一回，晋国就像黄河水，救兵千年等一回。）
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竞，以待强者而庇民焉。（把财物恭恭敬敬准备好，等待那些来打我们的人，这就是小国的生存之道。祭祀用的牲畜和玉帛，别集中到中央，而要放在北边和南边的边境上，就等待那些强大而能保护我国人民的人）
最有意思的是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的那次与晋国结盟。晋国和郑国就盟约的誓词发生了争执。
晋国人要求说，郑国以后应该“唯晋命是听”，反正你以后一定得听我晋国的。结果在向神明念誓词的时候，郑国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加了一句，郑国“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我们追随的国家，应该有礼、强大而且是人民大救星。
晋国人一听火了，什么叫追随强大的国家？这不是有奶就是娘做法吗！这盟书得改回来！
郑国人说：“这盟誓已经汇报给神明了！如果盟书也可以改，那就是神明也可以背叛；神明都可以背叛，那大国又有什么不可以背叛的？还是就这么着罢。”
晋国人也无可奈何，走了。果然，他前脚走，后脚楚国又来了。
郑国还是老样子，向楚国投降，和楚国结盟。也有人不好意思，说：“我们刚跟晋国歃血为盟，嘴上的血还没干就改变立场，合适吗？”
郑国的执政子驷说：“我们本来就说的是追随强大的国家，并没有违背盟约！”
看来，郑国的道德崩溃得最彻底，郑国人也是真善于拿着条约咬文嚼字。所以，郑国能成为春秋各国里最早颁布法律的国家，实在也是毫不奇怪的。
但这种精明实际上并不能改善郑国的处境，每次它似乎都把自己的损失控制到了最小，但也导致了没有哪个大国把郑国当自己人，没事就来欺负他一回，累积下来一算，混得简直比宋国还惨得多。
就在上面提到的那份盟约里，还有这样的文字：
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厎告。
上天降给郑国灾祸，使之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你们做大国的，不给我们友好的声明，反而以战争要挟我们结盟，让我们郑国的鬼神不能享受到清洁的祭祀，让我们的人民不能安心耕作，男男女女辛苦羸弱，有冤却无处诉说。
后来孔子周游列国，碰到好多隐士，这些隐士往往就出现在当年的晋楚战场一带。孔子不满黑暗的现实，老想着改良；隐士们则不相信社会还有变好的可能。这和他们更多地见识了发生在这一带的闹剧与悲剧，也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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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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